他被提名为副总理及文化部长，却感到困惑，总理的安排让他不解

1971年夏季，北京，吴德接到了调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通知。对他而言，最初的想法并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他对文艺工作的陌生感。多年来他主要负责地方事务，对电影、戏剧和出版等领域几乎没有经验。他的顾虑并不是出于拒绝，而是因他在战争年代之后，主要从事地方的党政工作，曾在天津、吉林和北京任职，这些地方的经历虽然丰富，但在文化领域的经验极为有限。在吉林，他工作了整整11年，而在北京也待了多年，处理过经济、组织和城市管理事务，却很少直接接触文化界的复杂情况。他曾向周恩来表达自己的担忧：“我对文化工作真的不够了解，可能无法胜任。”周恩来并未简单批评，反而告诉他毛泽东已经发出了指示，文化工作是必须接手的。尽管如此，刘贤权可以暂时代为负责，吴德不必立刻上任。

但这种缓冲期没有持续太久，就有人开始质疑，既然已经担任了文化组组长，为什么还没有开展工作。吴德坦诚回应说，并不是不想做，而是实在无能为力。张春桥在一旁听后反驳：“不懂就去学习。”此时，对吴德来说，他已经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开始主持文化组的工作。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复杂，文化领域在当时承受着严峻的政治压力，许多决策并不是单纯以业务标准为依据。文化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稍有不慎，就会面临检查和检讨的要求。

更有趣的是，连那些派来协助文化组工作的干部，也难以全身而退。狄福才对文化、艺术和电影领域并不熟悉，但仍因为承担相关工作而受到冲击。后来的石少华、黄厚民等有专业背景的人员，也一样被要求进行检查。懂得行业专业，并不意味着能够避免风险。吴德深陷其中，感觉非常尴尬，他既需要承担主持工作的责任，又缺乏足够的文化领域专业知识，既不能完全将事情交给别人的同时，也无法凭借地方工作的经验来处理各种事务。在创作规律与当时政治审查的矛盾中，他处境艰难。

到1974年，恢复文化部的讨论被重新提上日程。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文化部作为一个重要的机构被恢复。在当时的职务安排中，文化组组长自然成为文化部长候选人，因此吴德被推向更加显眼的高位。然而，他并没有将此视为升迁的机会。因为北京的工作本就繁重，而文化组的工作又让他倍感压力。吴德找到李先念，明确表明自己不适合担任文化部长的理由，也就是说自己对文化业务不熟悉，之前在担任文化组组长期间已感到困难重重。

尽管吴德的意见没有立刻改变之前的安排，但有人提出可以让他担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这看似是职务上的提升，实际上则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广的工作范围。对于吴德来说，问题不在于职务的高低，而在于是否具备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他再次向李先念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李先念理解吴德的困扰，并将情况反馈给周恩来。随后，周恩来没有继续坚持让他担任文化部的工作，而是主动找他对话，提出让他转至全国人大工作。吴德听后仍然感到困惑，他表示人大工作同样是个陌生的领域，许多过去的民主人士也没接触过这种工作，自己恐怕也难以胜任。周恩来听到后稍显不满地说：“你怎么会糊涂呢！”

这并不是对他能力的指责，而是觉得他没有洞察到安排中的深意。根据当时的组织规定，全国人大工作人员无法兼任政府部门的职务。只需吴德调至人大，就可以轻松摆脱文化部的重担，那让他左右为难的职位，便会自然而然地解除。后来，李先念进一步向他解释这一安排，吴德才明白了周恩来的用心。表面上看来从一个陌生岗位转到另一个陌生岗位，其实这是为了帮助他摆脱文化组与文化部之间的两难局面。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吴德是否愿意接受副总理的提名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干部的岗位需与其个人经历相匹配。周恩来并没有直接为他拒绝提议，而是通过人大任职的制度为他提供了既合乎组织程序又能解决实际困难的办法。